​諸夏與中國

人無論如何,都總要去崇拜一些什麼。人總是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某一個事物之上,當他在任何事物中看到希望的證據時,他都會因這種證據而獲得安全感。

可是,在中國被稱為一個“民族”的當代,在我們都被告知“要愛自己的民族”的當代,我們卻因許多人以這民族之名行下的不義之事,恥於被稱為中國人,恥於稱自己為中國人。

許多人會嘲笑我們;他們說,壞並不代表沒有好,只要有好的部分,那麼就代表這個民族還有希望。

可是,我們內心的聲音卻告訴我們:這是卑鄙的,而我們需要離開。從這種事情中獲得安全感,是令我們所不齒的。
 

許多人會諷刺我們;他們說,你有著黑頭發與黃皮膚,你就永遠是中國人。“狗不嫌家貧”,你即使離開了這個你所厭惡的“家”,望著茫茫的荒野,你又能去哪裡呢?
 

可是,我們卻不得不走。即使知道荒野是未知而恐怖的,我們也不願在這裡什麼也不做 — — 令自己泯滅在這座行惡的城市。


我們對“民族”這兩個字究竟代表著什麼,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


當“民族”聲稱犧牲自由才能成全它的榮光的時候,它究竟成為了什麼呢?它還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我們所屬的共同體嗎?


當“民族”聲稱毀滅善良才能實現它的許諾的時候,它究竟成為了什麼呢?我們這時候還能夠理所應當地屬於它嗎?

古代希伯來人望著野蠻人的神“巴力”,眼看著他們的巫師在圖騰與塑像面前割傷身體、獻祭自己的孩子,來祈求他們的神為他們灑下雨水。


他們以擁有這個看起來能夠顯靈的神明而自豪;即使這個神明不再顯靈了,他們也要撒謊與做樣子使得它看起來能夠繼續顯靈 — — 因為他們不能忍受自己的全部希望被剝奪的痛苦。

“中華民族”是一個神學問題。我們看到,無數人在各種方面尋找有利於這個圖騰與偶像的證據,並且為這個偶像能夠不斷地顯靈而驕傲自滿,認為自己比世界上的所有人都高上一等;他們把各種各樣自己的意志加諸在這具偶像身上,在當下的世界,將自己與當下的整個西方社會劃開了顯著的距離。
 

民族崇拜總是帶有與歷史的隱秘公義相對的、世界之邪惡的意味;它要求用民族敘述的榮光,以塗脂抹粉的方式,為一群人找到一個可以將希望寄託於之上的圖騰。
 

這世界上的民族崇拜,有的撒旦崇拜意味重,有的撒旦崇拜意味深,但總歸都是帶一些這種意味的;可是,中國,無疑是所有這些意味中最深重的。因為身處其中的人們對它的希望,已經在要求他們忘記一切良知。

在中國,美好的被說成醜惡的,因為“中國”的緣故;個人的痛苦被理所應當地忽視,通過“中國”的藉口。


所有善良的詞彙,都失去了善良的含義;人們再也不相信那些口出善言的人,人們便再也不知道善良是什麼意味。人的社會在此時也在失去含義;人們再也不相信社會規則,人們便再也不知道規則是什麼意義。律法與靈魂在這裡一齊墮入了虛無,正像被懸在空中的樹木逐漸乾渴而死。


他們欺騙自己:窮人悲慘地死去是這個世界的法則,在這個世界上你必須殺死天真而換取一個有利於你的虛假面具。官場鬥爭被人習以為常;社會地位越高,人們就越不以自己犯下的虧心事為恥。整個社會成為了一個黑洞,而如果想在其中立足,所有人就必須去行不義之事;所有人嘲笑良心,嘲笑行良知的人。

那些有良知的人被這個世界淘汰了,正如我們隱秘地相信,淘汰他們的人也會在未來被他們忘記敬畏的歷史公義所淘汰一樣。


我們就這麼離開了中國,或滿口辱駡,或不置一詞。我們就這麼與中國人分開,或悄無聲息,或頭上頂滿了口水。我們知道,我們僅僅是想要離開 — — 甚至,僅僅是不想死在那裡而已。


因為我們發現,在隱秘之處,有著我們必須去遵循的、他們看不到,當然也不屑於去敬畏的歷史公義。雖然我們自己有時候也不敢承認,可是我們卻的確跟隨者它的指引,向人跡罕至之處走去了。

編年史的時代劃分總是虛假的;上帝的時代劃分才是真實的。


我們在編年史的時間表中與西方處在同一個時代,可卻在歷史真實的時間表中與西方遙遠得甚至無法互相理解。我們與西方人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場時間旅行式的嘗試,與不同時代人之間的美麗誤會。

可是,與西方同時代的那個時代,在東亞大陸上確實曾發生過。


在與以色列各部族的時代相去不遠的諸夏時代,東亞大陸曾經有過上帝對這片土地上居民的啟示。對“天”的敬畏,是那個輝煌的時代的根本。在那個時代的無數文獻中,我們都能夠感到一種與當下的現實相去甚遠的異質感:我們看到的那個時代的歷史,是“活”的歷史;而這個時代的現實,則是“死”的現實,是必須死一遍才能在社會中生活的現實。


我們在春秋列國的禮法中看到了十九世紀的歐洲諸國;人們的追求是正義與自由,是對得起天而非對得起人;人們的快樂並不來自對自我財富與知識的誇飾,而是詩經式的簡單、淳樸、自由的愛。所有的矛盾鬥爭都是那麼豐富,而非純粹傾軋式的卑劣;所有的話語都顯得那麼美,以至於我們即使理解了,也不敢去承認自己真的有能力去理解。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詩經·周南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史記·刺客列傳

可是這一切都消失了,

 

如孔子在世風日下的春秋末年所說的那樣:

子曰:

“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語·八佾

天的子民最終還是墮入了世界的陷阱;天的子民的後代因為祖先是天的子民,在卑鄙的生活中為自己尋找出了“華夏”的安全感。“不是神明,就是蠻夷”;不是他們的統治者,就是他們認為應當被自己踩在腳下的人。


如那些沒有成為基督徒的猶太人,並不為以色列的耶和華自豪,而只為大衛和所羅門的榮光的驕傲一樣;中國人不為諸夏時代人們共同崇敬的天而自豪,而以自認的祖宗曾經是天的子民而對別人產生優越感。他們以寄生為生活方式,以幸災樂禍為維持自己精神生命的方式。


他們強姦了諸夏的屍體,將那個優雅時代的遺體切割為庸俗浮華的紋飾。

這就是“中國人”的意味:他們是忘記了原因的人。他們是忘記了自己該為什麼而自豪的人;他們是不願意去尋找緣由,只想抓取結果的人。


他們看到什麼顯了靈,就不顧一切地一擁而上;他們不屑於團結,也無法團結,因為他們知道與算計得太多,也便沒有了任何共同相信的能力。


他們看到善人受欺負而惡人發達,便總結出他們認為的歷史規律:好人不長命,惡人安享天年;他們譏諷那些不會審時度勢的人,而當他們寄託希望的偶像不能再給他們帶來希望時,他們即使撒出天大的謊也要在別人面前維持這個越描越黑的騙局。

然而,中國人有著什麼樣的歷史?


在他們因描畫虛假的光榮而有意地省略的部分,揭示了“中國歷史”的實質 — — 被描繪為“人民揭竿而起推翻政權建立下一個朝代”的朝代更迭,不過是他們所忘記的、不再敬重的“天”對他們一次一次的審判與屠殺。在每一次屠殺中,這片土地都一次次地變成一片白地。

“白骨露於野,

千里無雞鳴。”


曹操《蒿裡行》

這是一片絕望者最終不再相信正義而是相信邪惡,認為失去尊嚴與自由就能夠得到利益,而最終在所有人互相鑽營的鬥爭中,與所有人一起墮入歷史公義審判的火坑中的土地;這是一片審判已經發生過不下十次,而每一次遭受審判的人由於被全部消滅,根本沒有留下任何關於這審判的任何記憶的土地。
 

所以,在每一次大毀滅後,從內亞與東北亞再次進入東亞大陸的每一代人,對於公義的認識與信仰,都沒有比上一代進入東亞大陸的人們有多少進步。

連漢文都不會的、德性尚存的他們,尚還擁有社會的組織力;他們將這片大陸上在每一次大審判中殘存的人口組織與保護起來,利用倖存者中的文士組成官僚體制,在王朝的初年行下文治武功;而在他們也學會那如猶太人的希伯來文一般死去的古典語言、漸漸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時,德性與組織力的消退與衰敗,使得他們也像那些被殺死靈魂的人民一樣再也沒有任何維持社會的能力了。


社會一觸即潰,這片大陸又迎來了下一次審判的日子;而他們的記憶,也再也沒有存留到後世的機會了。

“中國歷史”,是撒旦崇拜者對撒旦的誇飾。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誇飾,就像圖騰不能沒有獅子與老虎的圖案一樣,偶像便失去了威嚴。


這種紙老虎式的紋飾實際上揭示了一種深刻的悲劇:人生活在一個悖謬之中,生活在身體與靈魂的鬥爭之中,生活在上帝與世界的爭戰之中。


在人最自滿的時候,反而才是人的實質最自卑的時候;在人對自我歷史的誇飾最誇張的時候,反而才是人離地獄最近的時候。在他們迫不及待地要與上帝一決雌雄的時候,歷史的公義使他們一次次地屍橫遍野。

明亮的晨星、黎明之子啊,
你怎麼從天上墜落下來?
你這打敗列國的

怎麼被砍倒在地上?
你曾想,“我要升到天上,
把自己的寶座設在

上帝的眾星之上;
我要坐在遙遠的北方

眾神明聚會的山上;
我要升到雲天之上,
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可是,你必墜入陰間,
掉進死亡的深坑。


以賽亞書 14:12–15

在信仰的根被掐斷、德性的光芒漸漸暗淡之後,東亞的歷史由充滿生命力地內在生長著的諸夏歷史,成為了在一具在早已死去的屍體上塗脂抹粉、添金戴銀的中國歷史。


這部歷史的所有目的,即是哄騙你我謀殺良知;這部歷史的所有作用,便是將所有天真的孩子都變成邪惡的大人,在所有人都因懦弱而裝作不知其存在的審判日,將這些被殺死靈魂的肉體送入歷史公義的焚屍爐。

人類文明的圖景就是如此:一顆種子種下去後,結出的十個果子中只有一個是好果子,剩下的則全部是苦果子。若是把苦果子再種下去,就立刻會結出更多的苦果子;把好果子種下去後,也許會種下去一兩個好果子,剩下的八九個,也都還是苦果子。


於是,上帝就需要尋找一種方式去不斷地毀滅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才能保證這個世界的正常運行。


諸夏基督徒講道集 六:歷史的活祭

難道這是東亞所獨有的事情嗎?


根本不是的。


在所有地方,所有時刻,都在發生著與這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為何要為這種事情而悲傷?我們應當為這種事情而歡愉;只有一名無比殘酷而公正的上帝,才能夠令我們在現實的不安中尋求到永恆的家鄉。


這便是我們自當前的絕境之中所發現的上帝的期許:祂從不會放棄拯救那些願意跟隨祂的人。


這便是我們在當下所自豪的:我們能夠悔改,正是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子民;在別人都在尋求神跡的時候,我們所敬畏的是那智慧的根本。

“然而,智慧何處尋?
聰明之道在哪裡?
眾生的眼睛看不見她,
空中的飛鳥找不到她。
毀滅和死亡說,
‘我們只風聞其名。’
上帝認識通往智慧的路,
祂知道智慧在哪裡,
因祂縱覽地極,
遍察天下萬物。
祂定下風的重量,
量出水的規模;
祂頒佈雨露的規律,
劃定雷電的路線。
那時祂已看見智慧,

並評估她,

堅立她,探察她。
祂對世人說,

‘敬畏主就是智慧,
遠離惡便是聰明。’”


約伯記 28:20–28

要非常清楚地記住:悔改這種東西,是上帝預留給自己的子民的,不是預留給所有人的。它根本就不是一種普世待遇。悔改、相信與禱告這一類事情,是上帝的子民的特權。


諸夏基督徒講道集 五:冤屈的謊言

我們為什麼非要為我們看得見的東西而自豪呢?
 

我們為什麼非要用外在的文飾來炫耀自己的優越呢?

耶和華說:
“智者不要誇耀自己的智慧,
勇士不要誇耀自己的力量,
富人不要誇耀自己的財富。
若有人誇耀,

就讓他誇耀自己認識我是耶和華,
知道我喜歡在地上憑慈愛、

公平和正義行事。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利米書9:23–24

在這個時代,我們為自己重新發現了歷史的公義而自豪。
 

在這個時代,重新發現上帝的人,便不再是中國人。由於相信公義對我們的應許,我們稱我們自己為諸夏人。我們不再是忘記原因的人;我們是再次明白原因的人。
 

而正因此,我們離開中國,並非失去了我們的家鄉。我們離開了一個虛假的家鄉,而我們所敬畏的公義,為我們應許了新的家鄉。
 

那個新的家鄉,是過去的諸夏,也是未來的諸夏。

從中國到諸夏,是撒旦的子民因基督的緣故對撒旦的背叛;是忘記了上帝的人對上帝的一次重新回歸。我們與中國以及中國人,不再有任何關係。


如果我們被稱為“漢奸”,那是因為我們永遠會被撒旦的子民所詛咒,因為我們的行為戳破了他們希望的寄託物,而他們還沉溺在其中自我欺騙;我們應該為我們是諸夏的子民而光榮,因為諸夏意味著對上帝的敬畏,與對基督揭示的真理的心悅誠服。


基督性就是人的應當性;諸夏便是我們這些從中國逃出之人的新家鄉。我們不是從那片地理意義上的東亞大陸而逃出,而是從那我們已經被送入的歷史的焚屍爐逃出。這種逃出是歷史的絕對正義;這種逃出只有我們自己的內心知曉它的正義性。

這種正義是人類原初的正義,而在這種正義的含義漸漸被人忘卻時,便成為了中國話語中那些失去了本來含義的正義;在中國的中學生厭倦於這些詞語後,他們的靈魂就再也不能被激發出哪怕一點點真正的情感了。而,上帝引領我們從地獄的邊緣走了出來;既然祂向我們發出呼召,我們便理所當然地聽從。


我們便是諸夏的子民。它的含義即是:我們是上帝的子民,是亞伯拉罕與孔子的共同信仰的後代。


中國是上帝的敵人,是歷史隱秘公正的敵人;而諸夏則是上帝的僕人。諸夏的子民,也便是中國人的敵人。

上帝和世界,這兩種秩序,都在淘汰遵從對方秩序的人,就像先知被猶太人所淘汰,而耶穌則被法利賽人所淘汰一樣;上帝的秩序在淘汰所有祂仇恨的人,而世界的秩序也在淘汰所有上帝所愛的人。


上帝的法則,對於非選民而言是極其殘酷的;而同樣,世界的法則,對於選民而言也是極其殘酷的。在上帝與世界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中立的選項。擇一者,就是選擇另外一者為敵人;選擇以色列,就意味著與迦南人為敵;選擇諸夏,就意味著與中國人為敵。


諸夏基督徒講道集 八:為敵與為友

諸夏,是一場對中國的聖戰;

 

正如基督,是一場對世界的聖戰。

 

黑與白在這裡交鋒,基督的紅色的十字架如旗幟一般,引領我們走向真理的自由。

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持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門徒了。
你們必認識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到自由。”


約翰福音 8: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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