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夏基督徒講道集 十

​倒錯的世界

口述:木浦冬陽 

記錄&改寫:Joanna

整個中國文學,就是一個把人打扮成十分無辜的樣子的歪曲把戲。它在整個世界上,都是一處絕無僅有的奇特景觀。


而中國人,也在這願打願挨的把戲中逍遙自得;到災禍來臨時,每個人卻都抱怨著命運的不公。


這種“中國人很無辜”的思維,同樣也植根於很多共產黨的反對者當中;比如說,當他們讀到關於《紅樓夢》中賈府的家僕焦大的段落時,他們竟也會做一件非常中國的事情 — — 並不在價值觀上純粹否定中國歷史上的固存秩序。

 

 


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紅樓夢》,在這裡,引人注目的巔峰之處,其實並不在於其“驚人的文學技巧” — — 而在於,其驚人的塗抹錯誤、顛倒黑白、將人引向自欺與懦弱的能力。它描述的就是這麼一部看起來好像很無辜,實際上卻一點都不無辜的衰敗史。


而關於這一點,《紅樓夢》中最典型的角色,就是焦大。如果他在西方,以他的德性與勇氣,如果侍奉一名公爵的話,足可做一名封建領主;卻只有在中國,是賈寶玉騎在了焦大的頭上,而焦大則落到被忘恩負義、甚至被口中塞馬糞戲弄侮辱的下場。


許多家產在共產黨到來之後被抄得一乾二淨的前地主士紳階級,執著於描繪共產黨的邪惡與他們的無辜;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既然如此,為什麼上帝讓共產黨將你們這些地主老爺的皮給剝了,而讓美國的資本家安然無恙呢?


換句話說,這些人是在裝外賓。他們把中國的“有產階級”和美國的資本家進行了致命的混淆,好像二者都是一類人一樣;而,整個中國文學,在這裡則起到了一個極其精巧的自我欺騙術的作用。


它的所有目的,都是為了掩蓋自己犯下的過錯 — — 通過一種凸透鏡的方式,放大自己的優點,縮小自己的邪惡,從而自己騙自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命運是多麼不公,我們的過犯那麼小,從我們這裡奪走的卻又那麼多!”


然而張獻忠的一句話足以回應他們的所有抱怨:


“天生萬物以養人,世人猶怨天不仁。
不知蝗蟲遍天下,苦盡蒼生盡王臣。”


 

 

如果讀者真的想要嘲笑焦大的話,他們就必須得承認賈府的荒淫和奢侈是理所當然的;當他們認為焦大對他主子的嫉妒是不該發生的、代表不忠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必須同時否認西方文明全部的意義。


因為,西方文明的全部實質,便是:敢於流血的人,一定會獲得他應有的報酬。


而只有在中國這個地方,才會去隱秘地鼓勵忽視當年為你賣命的人,只為了炫耀你現在得到的權勢與財富。這件事 — — 竟然容忍自己忽視甚至侮辱當年為自己賣命的人 — — 幾乎只有去中國,才能有實現的條件。


同樣,只有去中國才能有實現條件的事還非常多;而諸夏衰亡後,用漢字寫成的全部文學,其作用就是為這種拒絕懺悔的享受辯護,令他們覺得 — — “我們不孤單”;令他們覺得 — — “既然所有人都這麼做,那麼這麼做一定沒問題。”

 

 


這讓我想到,我之前看到過的一個唐代菜式:渾羊歿忽。它的做法是,在羊肚子裡塞進一隻鵝,在鵝肚子裡面塞滿糯米。而,整只羊在烤熟後直接扔掉,賓客只吃那只肚子裡的鵝。我們在《紅樓夢》的賈府中見到的那種奢侈,就是這種渾羊歿忽式的奢侈。


阿拉伯地區也有一些這樣的菜式 — — 在駱駝肚子裡,塞進一隻羊一起烤。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人們從來都是連駱駝與羊一起吃,絕對沒有只吃裡面的習慣;因為,假使他們這麼做來炫耀自己的財富,他們必然會感到,自己將直面安拉的憤怒。


也因此,中東地區沒有哪個宗教領袖,哪怕他再強悍、再有實力,也絕不敢這樣奢侈浪費 — — 能享受這種無條件的、世上絕無僅有的墮落之奢侈的地方,從古至今,從來都只有在中國。


中國的中學生在聽到晉代的富豪石崇王愷互相攀比自己財富的故事時,雖然教科書上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譴責這種奢侈之風,中學生們心中浮現的卻並非道德上的厭惡,而是暗地裡的極端羡慕:“真土豪啊!”


在為他們的財富而驚詫的同時,他們的心中也泛起另一句在西方典籍中,僅在評述羅馬與以色列的墮落的歷史時出現的反面教材:


“只有不擇手段地獲取財富,才有資格像他們一樣大肆炫耀。”


而中學生們沒有覺得這句話有任何不對。


也因此,我們看到的許多中國人,在中學時代就誇張地用財富與權力這些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符號,以文明世界無法想像的方式,對他們看中的女性進行綁架和要脅:“你還小,不懂金錢和權力究竟有多麼重要。”


他們也並沒有覺得,他們做的事情有任何不對;反而很確信地認為,他們已經比其他人更早地成熟了。


諸夏以後,整個漢字寫成的文學,製造了一個倒轉天罡的楚門世界。任何人在半推半就地陷入之後,便再也難找到自己的任何罪責,再難引起自己任何真正的懺悔。


不會說漢語、寫漢字的蠻族,便是這樣成為“傳承中華文明”的士大夫的。這件事,他們從來都是主動去做的。

 

 


用漢字寫成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也因此,本質上是一種東西 — — 一種生來就是用於掩飾的東西。


它們本身並沒有絲毫價值,卻只在自願選擇墮落的人眼中成了有價值的東西。在這批人走進歷史的焚屍爐後,下一代墮落者在這些迷宮般的文字中發現的,是同樣的、給自己尋找藉口的“天賜良機”。


只在中國,你可以享受到毫無倫理壓力的殘暴享受;因為你將黑抹成白的能力,是中國以外的整個世界都難以想像、也不會去想像的。


也只在在曹雪芹的筆下,你才可以看到一種幾乎是出於本能的塗抹:焦大雖然預言了賈府的衰敗,但很顯然,作者在整部小說中對這衰敗的敘述,並非以他受到的殘酷而不公的背叛為軸心的。


即使曹雪芹意識到,對焦大這樣的老功臣的迫害的出現所反映出的道德危機,可能意味著一個家族未來的衰亡;但他也只將這種東西當做一個稍顯負面的道德標籤 — — 一種次要的東西,一種位列許多形形色色的“主要原因”之下的東西。


若是用聖經上另一個例子進行對比的話,那麼差不多就是:大衛王認為自己陷害烏利亞的行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也僅僅是一件小小的不光彩的事情。它不過只是很多表現衰敗的事情中的一個,卻和軸心並沒有關係。至於衰敗的終極原因,大衛王不會找到,也因此只會哀歎命運不公,卻絕不會跪下懺悔。


小說的實質軸心,被作者故意搞反了:次要的東西,毫無理由地被放在了主要的地位上,其中被充填的,僅僅是一些花裡胡哨的文字。


那些次要之物,就是賈府內的那些男女說笑、長籲短歎、故作矯情,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但實際上,衰敗的那個主軸,幾乎肯定便是賈府對待焦大時的忘恩負義與殘暴。但是,這個地方被無意地忽視了。


這種無意,是中國與漢字文學的最恐怖之處。

 

 


人去這樣想,是非常容易的;這樣想下去,逃避也便變得更容易了。


為什麼會衰敗?為什麼東方的暴發戶在家業發達後會很快地衰敗?因為他們總是弄反司機和乘客之間的關係,並對此渾然不覺 — — 因為他們的心中,已經沒有了一個篩選司機與乘客應有的標準。


在西方,這個標準便是上面所提到的德性:勇敢的人必然會得到他應有的尊貴位置。如果按照德性,將司機和乘客之間進行一下對比的話,焦大和賈寶玉、王熙鳳這樣的人,哪個應當是乘客,哪個應當是司機呢?

 

 


現在,許多人搞錯了至關重要的一點:我們都知道,中國人的特徵是倒轉天罡。而他們,明明明白這一點,卻覺得中國文學中的大一統王朝秩序不是在倒轉天罡 — — 只要是地主,就是值得尊敬的;只要是農民,就是值得鄙視的。


事實與此恰恰相反。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與西方的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對比起來,沒有任何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西方的無產階級,比中國最有錢的“資產階級”,都要更像資產階級。


紅樓夢所描述的那種奢侈,是只有東方的暴發戶可以盡情地享受得到的;所有歷史上的其他人,都是享受不到的。歐洲、尤其是英國的資產階級,絕不可能做出同樣的事情;否則,他們將要承擔極其巨大的倫理壓力。


很顯然,按照很多只抓標籤的“階級鄙視法”玩家的觀點來看,好像賈寶玉與王熙鳳應當是司機;因為穿金戴銀的他們,“逼格”怎麼說也比作為無產階級的焦大高;焦大,則只是許多不起眼的無產階級中可以忽略的一個。


如果按照正常的、我們所知道的西方的社會秩序,焦大難道不該是那位司機嗎?憑德性,焦大不該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軍事貴族嗎?流血的人,不應當得到最多的東西嗎?而他得到了什麼呢?


他什麼也沒有得到,而很多地主老爺的辯護者竟還認為,他們這些乘客應當是司機,只因他們的位置曾比焦大高。

 

 


而我們從後來的中國歷史來看,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最仇視歐美資產階級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義和團運動”。


那時,仇視傳教士的無產階級並不多;而仇視傳教士的地主老爺們,反而非常之多。在傳教士來時,無產階級往往都是跟隨耶穌拋棄一切的彼得之類;鄉紳地主卻像《聖教入川記》中明末四川的食利階層一樣,擁立許多自稱有法寶、實際只會用最下賤的手段進行污蔑的僧黨,來對抗傳教士,甚至陷害和試圖謀殺傳教士。


既然,你可以去仇視傳教士,將傳教士殺掉,為什麼會覺得接下來到來的布爾什維克剝掉你的皮,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呢?


上帝允許共產黨剝奪他們的財產,殺了他們的全家,是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他們的那些財產,是上帝沒收的,根本就不是共產黨沒收的。


唯一和地主老爺形成鮮明對比的人,便是張獻忠。張獻忠在史書上,殺了那麼多的人;唯獨在遇到兩個西方傳教士時他不敢殺,反而十分尊重。


而中國的鄉紳階級,最討厭與仇恨的人,正是傳教士。這樣說來,張獻忠說的話,是一句實話:川人寧可作惡而死於他的屠刀之下,也不會肯去信福音而變成好人。


從歷史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來:要麼是傳教士活著,要麼就是中國的那些地主老爺活著。中國的“上等人”和傳教士互為矛盾,只有一方可以活著,另一方就只能被消滅。


既然要麼中國人活著,要麼傳教士活著;要麼中國那些地主階級通過詆毀、造謠的方式把那兩個傳教士和追隨他的教民迫害死,要麼就是那些地主老爺被張獻忠屠殺殆盡;我覺得,屠殺那些中國地主老爺,保護好這兩個傳教士,是張獻忠所做的極其正確的選擇。


我們可以這樣說:現實的階級這種東西,只是德性的外在體現;它的變遷,反映著德性和信仰的起伏。但是,人們不能反過來去用標籤判斷實質。如果這樣做的話,最後達到的,就是李碩那種地步:美國人天然地仇視上等人,因為五月花上來的都是泥腿子。


而那兩個張獻忠身邊的歐洲傳教士,根本就不知道中國人有多麼壞,以及這些選擇了漢字、變成了中國人的前蠻族,在長期自由落體式的墮落後,做起惡來是多麼不眨眼。


他們不會清楚這一點;如果不是張獻忠天天在那裡大殺四方,而換了一個其他的人掌權的話,他們兩人,可能就立刻變得死無葬身之地了。


在諸夏成為中國後,所有諸夏留下的、曾經還有意義的詞彙,在漢字失去了它的核心、成為一個專門用來當幌子的符號之後,都失去了它的所有意義。


你在言說“忠”的時候,並不知道為誰而忠;你在言說“孝”的時候,並不知道為誰而孝。


於是做出來的樣子,必然是一種自虐式的心理滿足:去忠不該忠的人,去孝不該孝的人。皮鞭打在身上,口中仍要高呼萬歲,只因自己想要用討來的皮鞭鞭打比自己更卑微的人,他們把這叫做“忠”;受到虐待的女孩將牙咬碎了咽進肚子裡,只是為了自己成年後可以以同樣的方式虐待兒媳,他們把這叫做“孝”。


他們把所有“聖賢的教導”當作一種“有益的理論”,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從零開始利用這些理論做什麼似的;想到自己犯下的罪,卻倒並不擔心了,因為似乎身邊所有的人都在顛倒黑白,自己的逃避也僅僅因為“世道如此” — — 世道如此,而罪就不是罪了,只能成為功;功就不再是功了,在必要的時刻也能成為罪。


把這些最空洞的詞句放在一起,從中找不出任何獨一的標準,自然也找不出任何應當做的事情 — — 對於應當做的事情的建議,一抓就來一大把,但沒有一句話可以告訴你:你犯了罪,而你的災禍正是因為你犯下的罪。


焦大的赤膽忠心,在他們那裡成為了“以老賣老”,成為了“不識時務”。好像只要這樣,就可以提供打倒和侮辱一位正直的人的藉口,並且不給自己一點點多餘的良心譴責。在事後,他們竟以為自己的毀滅的原因,是上天的不公和不仁。


從上帝的面前逃開、以為自己能夠逃避審判的人,在下一秒跌進了地獄;在地獄中,在那些最懦弱的人中間,懦弱的人憑著漢字文學找到了自己的慰藉,不僅發現了自己並不孤單,甚至漸漸地將世界的剩餘部分全都忘卻了。


在這個審判又一次降臨的時代,難道他們還能逃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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