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法庭與世界溫室​

作者:​Joanna

 

我還記得早前在勃蘭登堡門前,一名北京來的法輪功阿姨對我說的話:“共產黨幾年之內就要倒了,那時候一切就太平了,我們也可以回北京了。快點給你家人也三退吧,沒幾年了,免得他們被人民清算!”

一些在德國的申請政治庇護的維權人士,在法蘭克福領館對面的街道上手持擴音器大喊:“中共你給我們聽好了!你們沒有幾年了,還是快快跪下認錯吧……”

我很好奇的是,使領館裡的人們在想什麼?這些維權人士又在想什麼?

這些維權人士在使領館人員眼裡是在自娛自樂,而使領館人員在這些維權人士的眼裡則是強弩之末。

使領館人員眼裡這些人是在為中國得來不易的發展抹黑,而在維權人士眼裡這些使領館人員是在為中共的騙局為虎作倀。

使領館人員眼裡有了國家人才有生存發展權,而在維權人士眼裡這國家是在危害人們本來就有的生存發展權。

使領館人員認為中共與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絕大多數人是擁護著中共的;而在維權人士眼裡中共與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對立的,所以中共的垮臺毫無疑問地意味著人民的解放。

使領館人員認為這些維權人士的作為是純粹的利用政治資本和站在西方一邊對中國進行敲詐,維權人士認為為共產黨打工的使領館人員是妖魔興風作浪。

這世界究竟是白之中有黑,還是黑之中有白?

真理和正義是正常狀態,還只是偶然與短暫的產物?

冤屈究竟是一種不正常狀態,還是一種正常狀態?

我們對一切應當感到理所應當,還是並不能感到理所應當?

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應當享有那些我們口口聲聲稱為人基本權利的權利,還是在中國人所說的,只以“國家尊嚴”為前提?

我們看到的那些否認人基本權利的極端派中國人的發言,究竟是荒唐的洗腦產物,還是一種對世界從反面的真實揭露?

根本不願去認真觀察和考慮以上對立的人,當然會得出一種有利於他們的說辭:這些權利是每個人都應當有的。因為我們沒有,所以這是一種不正常狀態,就應當給予我們。

然而,在這個嚴肅得不能在嚴肅的問題上,中國人站在更接近現實的一方:答案根本是否定的。這個問題揭露了人為自己強行穿上的理性與自由的盛裝最後的底褲,是懦弱之人根本不敢觸及也更不敢回答的。

中國人站在屬於他們的世界溫室內否認世界法庭的存在,嘲笑中國人的人則利用實際上並不屬於他們的世界溫室來試圖逃避世界法庭的裁判。他們都站在與上帝為敵的位置上。因為他們都意識不到的,是同一件事:給予人幻覺和蒙蔽人眼睛的溫室,是遮掩公義的腐朽。

而他們只要站在了這一邊,就會在得到一種安全感的同時站在與世界法庭敵對的一端,因為世界法庭不允許任何安全感的存在。世界法庭揭露真相的方式,是血淋淋的,是恐怖的,是不討任何人喜歡的,卻是公義的。

“掩蓋的事終會暴露出來,隱藏的秘密終會被人知道。

因此,你們要留心聽,因為凡有的,還要給他更多;

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已經擁有的也要被奪去。”

— — 路加福音 8:17–18

中國人站在溫室中,隱約地感受到這溫室對他們極其關鍵的意義,卻根本不知道這溫室從何而來。他們不知道這溫室是二十世紀初西方在文明替換中排出的布爾什維克在遠東一個支部的秩序實質,便將這溫室當作自己的復活節島石像一樣崇拜,將自己與這溫室發明成為五千年的一家人。

這溫室本身成了他們尋找安全感的途徑,而他們也知道他們仰賴著這溫室而活。任何對溫室的侮辱與損害,都是對他們所有安全感的直接侮辱與損害。由於他們對世界法庭的否認和對溫室的絕對崇拜,這個他人的遺產被他們賦予了超越世界法庭的想像;這溫室的政治機器與軍事機器,在他們尋找安全感的想像中,緩慢地被推向世界法庭本身的位置。

與其說他們不知道溫室不會是永恆的,不如說他們不願承認這溫室不是永恆的。由於他們的生死與全部意義已經與這溫室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他們將自己生命的原因和結果以及自我享受的全部資本都已經交到這溫室之上。在溫室與他們隱秘地知曉的世界法庭的敵對中,他們在對不可見而隱秘的世界法庭與可見的溫室中,懦弱而鋌而走險地判斷這溫室有著無視世界法庭的力量;而世界法庭對它這種僭越的裁判,則是公正地使這微不足道的溫室回到它原本虛無的結局中去。

罪的工價是死。而這與溫室在一起的,因可見之物而否認不可見之物的罪的靈魂,得到的結局則是簡單的死。

嘲笑中國人的人感到了這渺小溫室的荒唐與無奈,但他們的立場,並非因此而發現世界法庭的存在與權柄,而只是站在了另一個溫室一邊。他們只是明白相對的歧視鏈的存在;對絕對的歧視鏈的知識,對一切的原因的知識,他們是一無所知的。叢林中人不會去尋找絕對,不會去尋找絕對的人在文明人的畫皮下,則永遠還是叢林中人。他們與文明人的顯著區別並非任何人可以看到的指標上的區別,而是心靈的區別 — — 只有那隱秘的世界法庭會進行最後的判斷的區別。

西方的這個溫室被他們幻想成為世界法庭;但是對這個溫室作為溫室的本質和溫室之外的正義,他們則一無所知。他們即使利用規則使自己在西方社會站上了一個看起來相對安全的位置,自己也仍然會發現,這自己曾經夢想的更大的溫室在很多方面也並不盡如人意;最要命的則是他們在這其中感到了黑白二道都無法融入的距離感。

寄生的感覺是要命的,因為你在這其中感到你沒有真正的生活。生活成了為在叢林法則中展示自己的獠牙而過的;在生活的末尾沒有內容,只有空虛的獵奇欲望。

他們明白溫室是有區別的,但並不明白溫室在世界隱秘秩序中所處的位置;在他們平面的世界觀中,寄生蟲的生活是理所應當的,而他們的一生就在這種寄生蟲選擇更能滿足他們的宿主的奔波間度過。

可是世界法庭對他們的裁判會有區別嗎?沒有,因為他們都以這種方式生活著,以這種方式表達對對方的輕蔑,以這種方式為自己的寄生生活正名 — — 在尋找安全感的時候壓抑自己真正的內心。

中國人聽到自由會赤裸裸地發笑。而嘲笑中國人的人,提到自由時,難道也明白自由真正的含義嗎?恐怕,只是只是用來當作自己嘲笑中國人的一把槍而已。中國人所指責的他們的卑劣行為,一點也不錯;也因此,他們只能夠以對這群同樣是寄生者的人的印象,得出對整個西方的印象 — — 即使那些人是與這些人並不處在同一個世界的。雙方的邏輯,在各自的邏輯閉環中,都毫無矛盾之處;只是在世界法庭面前,他們顯得愚蠢可笑。

只有棄絕一切的人才明白自由的含義;只有享受毫無理由的幸福的人才有資格被引向應許之地。

滿足於某一個溫室這一件事,本身就已經代表著對自由的放棄。他們聲稱的勇氣中永遠都有著一種退路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嚴重地削弱了他們的動機與勇氣的真實性。對世界法庭的缺乏認識使得他們認為站隊是天經地義的方式;而站在世界法庭一邊的非凡勇氣,因為在溫室中永遠有現成食糧的緣故,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必要的。

溫和派中國人幻想著中國的“制度優越性”能夠給他們帶來發達國家的生活;極端派中國人幻想著中國的“五千年文明”能夠幫助所有人碾壓美日,給他們帶來君臨天下各國的榮耀。民主小清新幻想著世界“歷史的終結”式的自由民主勢頭能夠使得列寧主義國家機器順利轉型成為民主政體,螞蟻幫則幻想著各國“自由力量”對中共的扼殺可以使得這塊白布上的黑點被抹去。

雙方在維護自己時找到的論據永遠是自己的後盾有多麼頑強,以及對方的後盾是有多麼脆弱。雙方在認識不到這場辯論的毫無意義的同時,都根本沒有想到,這看似水火不容的鬥爭雙方,最終都會被甩向同一個地方。

嘲笑中國人的人沒有想到的是,這世界並非白中有黑,而是黑中有白;中國人沒有想到的是,這世界並非黑對白有絕對的支配權力,而是白對黑有絕對的支配權力。

在黑中爆發出白的過程並不是漂亮和討人喜歡的,相反它卻是極其可怖的,是與人的審美與喜好為敵的;但決心去參與這一過程的人,在世界法庭上被裁判為該被從虛無中引出,在應許之地中生活的。

而只是在白產生出之後,人的審美和喜好才有了它的意義 — — 而在這種對生成的忘卻之後,在這種作為世界溫室的白的空間中顛倒的認知圖景下,人們變得畏縮,變得麻木,變得像死屍一般,最終在冰冷之中成為每一根稻草都要去抓的寄生蟲,在世界法庭上被裁判為該在虛無中湮滅的。

白的產生與黑的退卻是無原因的,而黑對白的重新佔領則永遠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能夠看到這無原因的產生,所以我們才確認世界法庭的真實存在。

人在一開始就沒有任何權利;沒有生存權,沒有財產權,沒有自由權。這在政治上,並不是人應得的,而是展現給我們的理所應當的捕獵和被捕獵狀態。

在這個時候,人們所面對的是純粹的叢林殘殺,並且叢林殘殺對人來說也是理所應當的。可是我們從未想像過,人在忘記與拒絕那種文明開始時沒有原因的生成之時,竟也與野獸無異。在文明開始前,我們赤身裸體地行著沒有律法的生活;而在他人文明的範圍下,我們穿著衣服行著沒有律法的生活。

我們以美國人的樣子行著沒有律法的生活;我們以日本人的樣子行著沒有律法的生活;我們以蘇聯人的樣子行著沒有律法的生活;我們以基督徒的樣子行著沒有律法的生活。我們穿著比他們還要昂貴的東西,我們背著比他們更好的書。可是我們是誰,我們誰又不知道呢?我們只是野獸。

我們在指標上看起來高於他們的時候,我們自以為是的成就證明了我們在絕對歧視鏈上極度卑微的地位 — — 甚至這成就的標準根本也是他人的標準。我們不知道這玻璃房子是如何來的,我們只是去四處尋找溫室。沒有溫室在的時候,我們便死。

我們有資格接受任何看起來漂亮的東西嗎?“理性地”思考一番後,我們害怕了,我們說我們有資格。

其實我們卻知道我們沒有。我們懦弱地感到了絕望,我們在黑暗中瑟瑟發抖。似乎光明是有義務照在我們的頭上的,可是它卻沒有來。我們在那一刻發現了世界是黑的,由於我們不知道我們曾經看見的光明是如何來的,我們便在這黑中消失了。

其實我們的靈魂在向我們高呼 — — 我們沒有資格。可是,若是沒有資格,我們又活著幹什麼?這種矛盾難道不是一直在發生中嗎?於是,所有人在猶豫一番後,就都又回到溫室了 — — 那種假裝的、我們本來就已經夠痛恨的“體面”中了。對於這溫室正在流失的空氣,對於一切預警信號,我們只能假裝不在乎;與此同時,我們卻對敵人所處的溫室的預警信號極端敏感,把每一個字都用作相互嘲笑和批判的藉口。

我們體面地幹些漂亮事,把自己裝扮成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的樣子。我們體面地打扮自己,把自己裝扮成專家教授、知識份子。我們體面地寫點漂亮信,讚揚六四學生,推進民主運動,云云。我們體面地說點漂亮話,像國際主流基督徒一樣口中念念有聲,三位一體,甘地式的非暴力,馬丁路德,以及好像殉教就能帶來希望。我們在翻譯中說得體面,以免惹到我們作為衣食父母的溫室主人;我們在相互的交流中獠牙畢露,仿佛對方在下一刻就會成為我們的食物。

是的,到最後,我們還是很難承認世界法庭的存在;因為你在世界法庭面前是赤裸裸的,而你卻總是要摘來兩片無花果葉來在世界法庭面前擋住你的生殖器。因為我們自己太不堪了;而我們總是害怕自己被戳穿的,所以總是拼命地舉著無花果葉,以撒謊和欺騙的方式維持著這種要命的尊嚴。

到最後只剩下一句話:我們沒有資格。

世界的法庭是拒絕藉口、拒絕幻想和無理由的。也因此,它才是絕對公正和絕對可依靠的;我們在它面前是毫無隱私的,也是在我們愛它時,不願有隱私的原因。

它的世界是血腥的,是不討人喜歡的,是需要首先承認沒有認識到它的世界的達爾文世界狀態,才能夠在接受它的公正後看到有公正與無公正之間強大的對比的。

在渺小卑微短暫的世界溫室與永恆永在的世界法庭面前,人根本就沒有生來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只有接受那公正的恩典的權利;對公正的追逐是唯一的權利,如果拒絕履行這一文明的最初權利,人們在隱秘的世界度量表中,就應當回到他們本來就在的虛無之上。

數億年的演化的屍骨堆試圖告訴我們的,是未知的世界法庭對人的無比巨大的壓迫,以及人對其認識的根本的不可定義性。人的生命在這裡難道被天然地尊重嗎?人最後只能夠找出自己定義的特殊性,並非進化的理所當然,而是對世界法庭的隱秘敬畏。

我們有資格去尋求安全感嗎,如果在我們知道我們不過是正應當被審判和消滅的寄生蟲的基礎上,如果在我們知道我們所仰仗的這些溫室在世界法庭的審判面前如此脆弱的基礎上,如果在我們知道我們只有將自己看作與這個世界相對立才能從未知之中得到未來的基礎上?

我們沒有資格。

在溫室之中人們拒絕法庭的裁判,因為在這裡人好像能夠得到他們所喜愛的東西;可是,在溫室的之前和之後,接受恩典的追逐是沒有條件的,人的喜好在這裡是被忽視的。

做得漂亮與不漂亮,在這裡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討厭流血的人在這裡不得不流血;討厭殺人的人在這裡也不得不殺人。神會做出一定要你殺人的事情嗎?會的,並且祂用這種方式來提醒你人的原罪的意義。

原罪在這裡被給予了一個被救贖的可能性 — — 而這可能性並非確定性。在虛無的世界中即使沾滿血的可能性也是無比珍貴的,甚至是值得呼求和崇拜的;我們當下以為自己有挑挑揀揀的權利,只是因為我們根植於幻覺和逃避之上的自大與僥倖罷了。

用這種方式,你所不知道的正義以你根本想像不到的威勢與壓迫告訴你,在它面前,我們能被稱為是義的嗎?你是愛它,還是抗拒它?

我們難道還願意去捕獵和被捕獵嗎?在世界法庭面前的不敬畏,等於告訴它:你仍然願意。所有你將要得到的,無一不是你正在渴望的。

有兩條路擺在我們面前:第一條是去棄絕這玻璃房子式的溫室,決定去走上一條背十字架的路。這條路不僅是艱難的,甚至看起來也許是可憎的。但僅僅在這條路上,你能夠真正地面對自己,得到真正的愛,再也不會去嘗到從前每次都不得不去嘗的逃避與懦夫的滋味。第二條則是恐懼那個真實的世界,繼續以尋找溫室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 — — 即使都明白抓住稻草等於抓住死亡,也固執地不願放開它。

文明的第一因是什麼,為什麼別人能夠理解愛,而我們卻不能?因為我們是溫室的奴隸;我們在各種方面上成為了溫室的奴隸。我們對公正的愛是趨炎附勢的,毫無定義的公正在我們的視野裡暴君一樣地閃爍著,可是就從未來到我們面前,也從未賦予我們起初的政治。可是當我們真的從懸崖上向下跳躍的時候,我們怎麼知道,這公正本身不會成為我們的愛呢?

在那個時候,所有這些被賦予了懦弱屬性的詞彙,都會在世界法庭賦予我們的新詞典中找到它勇敢的含義。

在那個時候,我們才能夠明白,原來責任與愛是根本無需被研究和定義的,原來事情的所有原因並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在那個時候,我們才能夠明白,原來僅僅是因為彼岸世界的黯淡無光,我們才自願承受了這麼多被迫的痛苦。

即使我們明白,我們對世界法庭的愛與追求製造了另一個我們的溫室,而我們的後代也會在這溫室中沉淪 — — 我們也會明白,他們中的少數人會走上與我們同樣的路;我們也因此會在世界法庭面前稱義的,永恆的家庭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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